• 武康大楼与郑君里
  • 嘉宾:葛仲然

1966年10月8日,在武康大楼303室,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这一户的主人,是当年上海著名导演郑君里和他的夫人黄晨。

黄晨起床披衣,走到了门口,问了一声:“谁呀?”。

“开门!”门外传来一个响亮男子的声音。

她又问:“门外是谁呀?”。

“快开门、快开门!”毫无商量的余地。

她刚刚把门打开一条缝,十几个凶神恶煞的男女一拥而入,大部分人都是穿着便衣,他们进入房间后立刻反锁了这个房门。

此时正在床上安睡的郑君里被惊醒了,但是转眼之间,他们就分别被一男一女控制住了,转瞬之间郑家的所有人都失去了人生自由。在那一个疯狂的年代,不需要任何证据就可以拉上窗帘开始抄家了。 

一个年纪稍大一点的人坐在了沙发上,他用眼神指挥着这一切,看得出来他是这次行动的“头头”。

郑君里很快发现,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抄家,而这群人也不是一群普通的红卫兵,因为这群人行为非常利索,而且也很少用言语交谈。他们来这里专门翻各种的衣柜、书柜、抽屉,所有的书都会翻开看看里面会不会夹杂着书信。而且每个人都备了小竹片,这个竹片是专门拿来挑开郑君里家里书信的对准页的,想看看里面有没有夹着什么东西。

整个抄家行动持续到了凌晨六点,他们带了很多米黄色的拉链包,郑君里家里的所有书信、日记、画报,一切的东西都统统被扔到这个米黄色的包里,连黄晨的工作记录,和他们儿子的初中成绩单,他们也都没有落下。到了凌晨六点,他们说了一声“撤!”所有人一窝蜂的就从郑君里家出去了,郑君里和黄晨赶紧跑到武康大楼的阳台上向下看去,发现这些人三三两两,朝着各路消散在了朝阳下的人群里,郑君里觉得这事不对劲,一定有蹊跷,他赶紧拿起电话打给他当时的单位——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当时电影制片厂的头头接到了电话心里也是懵的,心里想我也没派这样一群人去抄郑君里的家呀,这些人是哪里来的?郑君里电话刚落,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的赵丹就打来电话,说在昨天夜里同样也有一群来路不明的红卫兵,冲进了湖南路8号3楼的他们家里,抄了一夜,财物不抄,只抄信件、书信、画报这样的东西。赵丹电话刚挂,陈鲤庭等人也纷纷打来电话,也是汇报他们昨晚也被抄家了。

当天下午他们又得知,上海京剧团的孔芝莲(音)在同样的一个时间家里也被抄了。五处人家,五处行动,显然这不是一次简单的事件。当时坐镇上海总指挥的是张春桥的妻子李文静。李文静心里也纳闷,她只是接到上海电影厂来的密报,却没有接到任何关于被抄家的人给她的汇报,她一个电话打到南京给张春桥,张春桥一听,表示他也不知道,但他帮她去问问,一问,过去了两天,张春桥自己没给她回信,而是派了一位亲信的警卫员给李文静带来了一个消息,说“不要管”。李文静立刻给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的头头和京剧团发去一个口信,说“不要管”。就这一句“不要管”,半夜鬼敲门、究竟是谁抄的这五个人的家呢,没有人知道。

1969年,郑君里在这场浩劫中,不幸丧生了,仅仅过了一年,郭二义也含恨而终,两位上海老艺术家至死都不知道究竟那天到底是谁来到他们家里抄了他们家。直到1976年,笼罩中国大地上的阴霾烟消云散,10月8日的抄家案被定为国案审查的时候这件事情才真相大白。

巨鹰宾馆就是当年10月8日抄家案的指挥部,而坐镇指挥的是一位叫江腾蛟的人。江腾蛟,(林、江集团)反革命主犯之一,当年被判了18年有期徒刑。根据江腾蛟的回忆,1966年10月初,他已经是南京军区空军政委,他接到了空军总司令叶群的电话,电话里面说请你迅速赶往北京,悄悄的。江腾蛟立刻乘坐飞机前往了北京,在深夜里他坐了一辆小轿车到了钓鱼台16号,进到房间他发现叶群已经在那边等着他了。叶群没有和他寒暄,开门见山的就说:“江政委,今天请你来是想请你在上海执行一项秘密的任务。”得到了高层这样的重视,江腾蛟非常开心,站起来拍着胸脯说请领导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可那时江腾蛟还并不知道任务是什么。这时,叶群悄悄地压低了声音,在江腾蛟耳畔说,“是这样,这个任务是前两天江青同志交代下来的。考虑到部队执行任务的保密性,所以这个任务虽然和空军的业务无关,我们还是希望由你来执行这个任务,任务其实不复杂,江青同志说她其实有一封信落在了上海导演郑君里的手里,希望你能想方设法的把这封信给追回来。”江腾蛟一听,多大的事儿,和叶群打了个招呼说:“小事一桩,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完成。”叶群还千叮咛万嘱咐江腾蛟专抄日记、信件、笔记这类东西,统统抄回来,抄好了之后一定是你亲自送往北京,直来直去,中间一定不要有别人经手。

江腾蛟得令之后,立马赶回上海,开始谋定这件事。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如果我只抄郑君里一家人,这个目标太大了,所以我要在这次行动里放一点烟雾弹。他就把抄家的目标从一户人家扩展到了五户人家。当时,他召集了自己手下的教导队,冒充红卫兵,又只派了自己手底下五名亲信领着这五队人马。这五名亲信,分别提前几天到这五户住处先踩点再勘察线路。为了保密,江腾蛟给这五户人家取了代号,老大郑君里,老二赵丹,以此类推,只有带头的人知道只有老大郑君里一家是重点抄家对象。其他四家全是陪抄。在10月8号当天,江腾蛟一声令下,五路人马齐刷刷的出发,空手而去,满载而归,本来只要抄一封信,结果他们带回来了四大袋的信件。根据1981年他在庭审时的供述,大概交代了1966年10月初他如何被叫到北京,叶群又如何安排了他去郑君里家抄家的全部过程。根据江腾蛟的回忆,10月8号抄家之后,10月9号他就亲自把这些材料送到了北京。过了几天,叶群给他打了电话,“江政委,辛苦了。上面的领导已经把这些材料都看过了,现在呢,麻烦你再来一次北京,把这些材料领回去,顺便一道销毁。”江腾蛟这时候连忙又赶到北京生起了一堆炉火,把抄来的信件一点点扔到了炉子里。根据江腾蛟的回忆,当天他在烧信件的时候,江青也赶到了劳家湾,她在离火炉大概20米远的地方反复地踱步,随着这些信件在火炉中灰飞烟灭,那些陈年往事也仿佛就此消失了。江青的心情随之逐渐愉悦了起来,脚步也逐渐变得轻快。但是当江青突然想到她让江腾蛟抄的写给郑君里的信并没有在这些材料里的时候,她不由得眉头紧锁。

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怎样的一封信会让当年的江青如此坐立不安呢?关于这封信其实有特别多的传说,其中有一个传说是这封信是1958年江青写给郑君里的,那么为什么江青要抄一封当年自己写给郑君里的信呢?

这个故事我们要从毛主席当年的一首《蝶恋花》开始说起。1957年,《诗刊》创刊,当年毛主席给《诗刊》主编臧克家写了一封信,同时夹杂了自己的18首诗词。随着《诗刊》正式创刊,毛主席的18首诗词正式对外发表,一时间引起了祖国人民的广泛传颂。那个时候,在湖南长沙第十中学工作的李淑一看到了这18首毛主席的诗词,当时她就想毛主席这18首诗词里怎么少了一首,少了当年主席写给杨开慧的《虞美人》。

当年,李淑一和杨开慧是同学也是闺蜜 ,两人感情特别好,无话不谈。所以,杨开慧和毛主席“谈朋友”时,没少和李淑一说他们俩之间的故事。有一天,杨开慧就特别高兴,跑过去说,“我们家愣头青又给我写了一首诗。”就是这首《虞美人》: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免,寂寞披衣坐起数寒星,想百念都灰烬,胜有离人影,一钩残月下溪流,对此不抛一眼泪,也无由。”

杨开慧就和李淑一说,“我们家那位半夜想我想的,睡不着觉,辗转反侧坐起来,披着衣服数天上的星星。”李淑一看到这首词之后觉得写得非常好,印象非常深刻,但是这次发表的诗词里面,没有这首诗,所以她就写信,把这首诗凭借自己的记忆默写了一下,寄给了毛主席。跟毛主席说:“我呢有可能记得有错误。主席,您能不能把当年的这首词抄给我,也是我对于杨开慧的一种怀念。”

过了几天,毛主席给了她一个回信,回信上大概是说,当年给杨开慧写的这首词啊,不是很好,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的毛主席已经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了。”已经不再是当年“寂寞披衣坐起,数寒星”的少年郎了。毛主席一看往事,也是不堪回首,所以他当时没有把这首词抄给李淑一,反而是作了一首新词来缅怀这件事情。这就是《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李淑一看到这首词感慨万千,回信说:“主席,这首词能不能发给我?”毛主席说“可以。”到了1958年1月1日,这首词就第一次被刊登在湖南师范学院院刊上,《人民日报》迅速转载,然后火遍全国,江青就在1958年看到了《人民日报》这一首词,这一首的第一句“我失骄阳君失柳”,那一个“骄阳”的“骄”字深深刺痛了江青的心。

回头再看这首词,李淑一和毛主席的隔空对话,其实真正引发的是对杨开慧烈士和柳直荀烈士深深的怀念,为什么呢?因为李淑一是杨开慧的好友,柳直荀是毛主席的好友。李淑一和柳直荀其实是通过杨开慧和毛主席认识的。这四个人感情特别好,然而在中国革命早期的时候,杨开慧和柳直荀都牺牲了。所以用毛主席自己的话说,女子因革命而牺牲焉得不骄?这个“骄”字不是娇媚也不是娇艳,其实是骄傲。但是心胸狭窄的江青可能不这么看,她因为这件事情在家里大闹了很久,一个醋坛子就打翻了,甚至当着毛主席的面说“你怀念你的杨开慧,我想念我的唐纳。”在悲愤之中,江青提起了笔,给当时在上海的郑君里写去了一封信。这封信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后面要抄的东西。

这封信里面,江青问郑君里:唐纳在国外的地址在哪里,她想重新取得联系。而正是这封信,直接使郑君里在文革期间遭受飞来横祸。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唐纳是谁,他和郑君里、江青又是什么关系?

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时光需要往前推一推,先看郑君里和中国电影。回到上世纪三十年代,郑君里是和中国电影紧紧相连的名字,他在三十年代就主演了《野玫瑰》、《大陆》等影片,四十年代编剧加导演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这两部在中国电影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影片,五十年代导演了《林则徐》、《聂耳》,六十年代导演了《枯木逢春》。《中国电影史》给郑君里的评价:这是一位既有丰富经验、又有宽阔人文修养、才华又丰盛的的导演。可以说演员、导演、编剧三体合一,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同样,我们也可以说1949年之前的中国电影史就是上海电影史。那个时候在上海聚集了一大批最为杰出的电影艺术家、电影制片人。非常有趣的是你会发现这些电影老艺术家就住在湖南路、武康路附近。所以武康路自古就是一个充满文艺气息的地方。

这群人之中就有四位好哥们儿。义结金兰,结为兄弟,分别是老大袁牧之、老二郑君里、三弟唐纳以及四弟赵丹。他们四个人是中国电影界的四兄弟。他们就是要为中国电影之崛起而奋斗。在这四个兄弟里,大哥袁牧之和四弟赵丹是这个故事的配角。

下面讲唐纳,唐纳真名姓马叫马继良,他是苏州人。苏州有他的故居。典型的苏式民居两进三出,一进去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八折窗。一看唐纳就是大户,书香门第。所以唐纳1932年夏天。跑到了美国圣约翰大学,当时他就非常热爱戏剧,所以就在大学里的戏剧是非常活跃的,他的文笔非常好,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给中华日报、新闻报投稿。

投稿什么呢?写影评,因为唐纳自身讲话非常有见地,有好的地方点赞,坏的地方批评,所以就赢得了很多读者的喜欢,有了一批忠实的粉丝群。毕业了之后,他进了电影公司做编剧,做编剧不久,他也就被当时的大导演袁牧之相中了,由于唐纳一表人才、奶油小生,本身就是编剧、影评家、演员,再加上他又是圣约翰毕业的,所以英文特别好,是一个当时电影界难得一见的人才,但是唐纳那个时候影响力最大的就是影评。在1935年。他一次路过京城大学看到西苑上面挂了一个海报。当时上演的是话剧,那时候话剧的男主角是他的四弟赵丹,女主角叫蓝苹,是一个特别不出名的女演员,这个人当初为什么能和赵丹一起同台演出也是蛮难得的。

唐纳去看了这部剧以后,他就深深被蓝苹所饰演的女主角所折服。他在这里看到了蓝苹的坚韧,看到了蓝苹的容忍,看到了她的魅力,被她所倾倒。所以写了长长一篇影评来品这部剧的蓝苹。

回头再说一下江青,在投奔延安改名江青之前,曾经是上海电影和话剧演员,当时用的艺名就是蓝苹。意思是蓝色的苹果,她觉得这个名字非常特殊。江青原名叫李云鹤,山东诸城人,1914年出生,比唐纳大一年多。蓝苹演这部剧的时候刚二十一岁,但那时候已经懂得了演员不捧不红的道理,还是要搞点噱头上头条。

那时这部戏演完之后,蓝苹、唐纳去了同一家电影公司,当时恰巧又在同一个剧组。蓝苹当时就打算把自己这一段新的爱情奉献给当时在上海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影评家唐纳来赢得他的追捧。两个人由于当时朝夕相处,从相识到相爱很快就传出了蓝苹和唐纳同居的消息。过了半年,上海又传出了蓝苹和唐纳要结婚,而且在后面又有一件非常重磅炸弹的消息——六和塔会。

1936年4月6日,在杭州钱塘江畔,有八辆黄包车威仪而来开向了六和塔。为首的第一辆黄包车坐了一个英俊潇洒的青年,在这个黄包车最后压阵的是一位长发飘飘、精神攫烁的老者。六个中间的黄包车上分别坐了三对新人,喜气洋洋,一路奔向了杭州六和塔。干什么去呢?结婚去。

第一打头的帅气青年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郑君里,最后的长者是谁呢?是当时上海话剧院院长、也是当时新中国高院第一任院长、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者——沈钧儒。他是主持这个婚礼的证婚人。中间六个人分别是赵丹、叶文倩、蓝苹、唐纳等人。那他们为什么要千里迢迢的跑到六和塔去结婚呢,这个就是唐纳的主意,“六和六和”,唐纳取六位天作之合的佳人在这里喜结连礼、拜堂成亲这么一个寓意。别看今天小年轻旅行结婚遍地都是,当年这可是中国第一出,所有报纸纷纷转载他们结婚的消息,在当时是很浪漫的。这样在他们拍完婚礼之后,过了十天,5月5日8点,在今天西藏南路又办了一场酒宴,,广邀宾客好友来齐聚一堂。相传当天上海电影皇后胡蝶也去了现场捧场。

所有新郎穿的是西装,新娘穿的是旗袍。这婚礼是以一首曲子结束的,是当时著名的词曲作家为他们写的。“为情郎盼兮伴新娘,六和塔下一双决胜在情场。莫忘胡虏在长江。喝喜酒、闹洞房。五月潮高势正扬。风起赴沙场。同枕中华赴沈阳。”

1936年,中日形势还是蛮紧张的,所以在1941年可以看到不仅是小情小爱小家,还有大家大爱都囊括在里面。当时上海的文艺工作者,不仅懂浪漫,那种忧国忧民的心态也都涵盖在其中。

这场剧结束之后,唐纳非常开心。为什么?因为办这场婚礼真正背后的目的,其实只有他自己清楚,因为唐纳非常喜欢蓝苹。曾经三番五次向蓝苹求婚,但都被蓝苹义正辞严的拒绝了。唐纳特别的苦恼,心想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他得知好朋友赵丹已有了心上人,于是便想出了六和塔婚礼的点子。所以说当时这六个人当中,五个人五票通过,而蓝苹在这个小圈子里,其实是被孤立的,她是被迫同意这场婚礼的。唐纳所发起的这场集体婚礼,对于蓝苹来说,稍稍有那么一点强迫的意思。这就为后续整个故事的发展埋下了隐患,换句话讲,蓝苹虽然答应了结婚,但她死活没有和唐纳签婚书。在八仙桥办酒的时候,除了唐纳和蓝苹之外,另外两对都是有婚书的。

唐纳之所以要搞这么大的阵式,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凭借我在媒体圈的广泛影响,招集点朋友来报道,这场婚礼登在报纸上,我和你蓝苹结婚这个消息不比婚书更有影响力吗?天底下的人都知道我和你蓝苹结婚,你还能撕掉所有的报纸不成吗?所以这场婚礼结束后,唐纳小心翼翼地把所有有关于他们婚礼报道的报纸都剪下来做成一本剪报,开开心心地翻阅。

然而唐纳高兴得太早了。蓝苹注定是一个不安分的人,这件事情报道两个月之后,到了1936年6月6日。突然间传出消息,唐纳和蓝苹婚变。不仅如此,五天之后新闻上传来了更重磅的消息,唐纳在济南自杀了!

怎么回事?结婚刚刚办完酒之后蓝苹和唐纳就去了苏州。在老家住了一个月,紧接着回到上海。回到上海之后,蓝苹就和唐纳讲,我想回娘家看看我的母亲,唐纳也同意了。他们两个在火车站分别之后,谁知这一别,蓝苹就再也没有回来,仅仅是一个月之后,寄了一封信给唐纳说:唐纳,我不想回来了,你得脑膜炎死了算了吧,我们就此一刀两断。唐纳看了信后万分焦急,赶紧坐了火车连夜来到济南,踉踉呛呛特别狼狈地第一次见到他的丈母娘以及蓝苹的姐姐。

然而唐纳却从她姐姐和丈母娘那里得知蓝苹已经离开她们二十多天了,她们并不知道蓝苹去了哪里。在悲愤和绝望之中,唐纳回到了济南宾馆,吞下了五盒火柴的火柴头,外加一瓶高浓度的酒精自杀了。这个消息传回上海,一下子炸开了锅,一群“吃瓜群众”在那里看怎么回事。两个月前还在兴高采烈地办婚礼,两个月之后婚礼的策划者却自杀了。郑君里在得知了这个消息后,立刻跑到了湖南路赵丹家里,两个人抱头痛哭,愕然叹息地哭了一阵后,赵丹说:“二哥,哭也没有用,你赶紧去济南看看三哥,帮助三哥料理后事,我这就赶到愚园路沈钧儒家里,要为唐纳之死讨一个说法。”

郑君里到了火车站一路奔向济南,下了火车直奔济南宾馆,到了济南宾馆后他得知,由于宾馆查房,被及时发现的唐纳已经送到了医院,经过医生奋力抢救,现在唐纳已经转危为安。郑君里这才破涕为笑。在济南,郑君里一刻也没有闲着,一方面照顾唐纳、安抚唐纳的情绪,另外一方面动用自己所有资源寻找江青寻找蓝苹。最后在天津找到了蓝苹,蓝苹去天津干嘛?原来去找她前夫去了。

经过郑君里苦口婆心地劝说,蓝苹最终跟唐纳回到了上海。所有人以为这件事情就此告一段落了,其实并没有。蓝苹和唐纳回到了上海后,他们两个就分居了。几个月之后又传出了一个消息,蓝苹,当时和上海一位非常著名的话剧导演、一位有妇之夫——张敏同居了。唐纳看到这个消息后,又万念俱灰地跳河寻死,幸好被人捞了起来。通过唐纳的两次寻死,可以看出唐纳的心理比较软弱,其次,他的命也是真大。经过这两件事之后,唐纳终于认清了蓝苹的本质,就此与蓝苹一刀两断。

虽然蓝苹知道不捧不红的道理,但她很快发现自己的名声已经臭了,“牌子”已经塌了。在上海经过了这四件事:第一件事六和塔婚礼,第二件事唐纳济南自杀,第三件事是在上海跟一个叫王莹的演员(后在文革时被江青迫害致死),争夺《赛金花》的主角,第四件事和张敏同居之后,她在上海已经是没有办法混了。但是蓝苹和阮玲玉不一样。她不会留下“人言可畏”这四个字后自己一了百了,她那时候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诧异的事——去见毛主席。

蓝苹说:“我自己在上海,跑跑舞场喝咖啡,过着这种颓废生活,这样的生活环境宜人,削人意志,所以我准备离开上海前往陕北参加救国运动。我希望遇见毛泽东,并且报名红军大学。”这种话也就蓝苹讲得出来,那个时候她眼见着在上海混不下去了,就改头换面去了延安。到了延安报道时,她没有用蓝苹这个名字。住在第三旅社时,她登记的时候填了江青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有两种含义,是她苦思冥想取的。第一层含义是来源——唐诗。曲终人不散,江上数峰青。意思是我蓝苹在上海滩电影界混不下去,只是暂告一段落,但是我江青还是会回来的。要怎么回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将青出于蓝苹,我将要做出一番比蓝苹更盛的事业,我所有在上海没有挣到的东西,我要在其他地方赚回来。

里面有个巨大的巧合,这个巧合在于,当时贺子珍由于身体不好,再加上一些其他原因,她到苏联去看病,她前脚刚走,江青后脚就来了。当时在延安,毛主席正好处于一个“空窗期”,这个“空窗期”就是由来自上海的蓝苹所填补的。

回来说下唐纳的结局。和蓝苹分开之后,他还在上海工作,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他没有呆在国内而去了巴黎。1958年江青给郑君里写这封信要找他地址的时候,她已经跟唐纳断绝关系非常久了,他知道郑君里跟唐纳一直有联系,所以她给郑君里写了这封信。

但经过了这么多故事,郑君里看到江青这封信的时候,可能把这封信转给唐纳么?不可能。说不定唐纳在看了这封信后,又在巴黎自杀一次。

所以10月8日抄家的时候,是不可能抄到这封信的,郑君里也把这件事跟张春桥说了,张春桥也把这件事转达给江青过。然而在整个蓝唐事件中,郑君里他是清楚他们俩所有细节的人。当年将蓝苹那个黑历史的所有细节,郑君里都牢牢记住。所以在江青心中,郑君里就是一个肉中刺、眼中钉,这就是江青在文革时期要置郑君里于死地的原因。

在审判“四人帮”的时候,很多人都见过黄晨。黄晨那天穿了一个灰色上衣,非常镇定地走上原告席。江青那个时候坐在被告席上,强装镇定。黄晨将走上原告席时大喊:“蓝苹!”江青一愣,心想我审了这么久,面对法官和那么多旁听的人,和亿万观众面前,已经好久没有人喊我蓝苹这个名字,甚至已经有太长时间没有人喊过蓝苹这个名字,她转过脑袋把目光移上原告席,深吸了一口凉气,说了句:“阿……阿黄……”所有当年的过往,隐约在此出现在她的脑海中,她和黄晨的关系,她非常清楚。两个人以阿黄和阿蓝相称,情如姐妹,走路是并肩走,上街看到同一款称心的料子会买来做两件一样的衣服,再穿上去,她本以为黄晨在文革中已经死了。

“你算什么东西,你也配叫我阿黄?”黄晨怒不可遏,拍桌而起,大吼:“你逼死我丈夫郑君里。我要检举!我要控诉!”

就这样,当着亿万观众的面,黄晨揭露了江青后来致郑君里死,以及她策划10月8日抄家案的全部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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