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巨鳄在武康路117号
  • 作者:傅亮  嘉宾:龚礼

海上兴衰连波涛,浦江风云聚英豪。惊雷声声穿云来,乱世多难叹无道。今天不说别的,就来讲讲曾经在上海滩金融街呼风唤雨的大银行家——周作民的惊险人生。

1945年10月18日上午,黄浦江畔,秋高气爽,穿梭的江轮汽笛阵阵,海关大楼奏响《威斯敏斯特》悠扬的钟声,汽笛声和大钟声此起彼伏,宛如一曲交响变奏曲。

九点刚过,外滩各家银行的铜质花格大门准时开门迎客。此刻,离黄浦江仅一步之遥的金城银行金碧辉煌的营业大厅,出现了两个不速之客,只见两人身穿笔挺的西装,头戴鸭舌帽,一副黑黑的墨镜掩盖不住满目的狰狞,他们不顾看门员工的阻拦,径直闯入位于三楼的总经理办公室。他们不分青红皂白,三下五除二地把大名鼎鼎的银行家周作民带走了。与其说是带走,不如说是绑架,一辆美式吉普车沿江西路、爱多亚路、福煦路方向绝尘而去。

这个周作民,可是上海滩吆五喝六的人物,他1906年考取广东官费赴日留学,1921年回国后,就开始进入金融界。1936年出任金城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金城银行当年在中国真可谓显赫一时,在金城银行入股或者存入巨款的有曾任国民大总统的徐世昌、黎元洪,曾任国务总理的梁士治、熊希龄,各地大军阀孙传芳、吴佩孚、卢永祥等人,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1936年总行迁往上海,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金城银行在全国的分支行达65处,存款额比开行时增加了数十倍。

就是这样一位金融界的大好佬,却忽然被莫名其妙地带走,怎么回事?他被关押在了S形的海格路某机关,屋内只有一张孤零零的木板床,外加一把座椅。这件事,在金城银行炸开了锅,上上下下的员工齐聚三楼总经理办公室门口围观,大家纷纷为自己的老总打起了抱不平,心情忐忑不定。

后来,在服装设计师、社会活动家张嘉蕊的帮助下,通过杜月笙出面联系斡旋,当年的国民党特务头目戴笠才下令送周作民回了家。

无独有偶,尴尬人偏遇尴尬事。一周后,三四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又派人到福开森路周宅抓人。幸好周作民不在家,闻讯后不得不先躲至茂名公寓张嘉蕊处暂避,后经张疏通戴笠,汤恩伯才撤走士兵。此后的一段时间,周作民惊魂不定,每天晚上只能躲到光慈医院过夜,一个大银行家,在乱世只能过起了居无定所的日子。

民国期间,周作民作为上海滩最有腔调的人,白天在外滩江西路200号上班,晚上则回到武康路117号的花园洋房里休息。陈丹燕《永不拓宽的街道上》的开篇借主人公豪塞之口说,“他一直认为外滩是上海的心脏,外滩的历史便是上海的历史。认识外滩,就是认识上海”。 而武康路所在的法租界西区则扮演了上海的另一个角色,这里是按照“园林城市”和“浪漫主义”造园思想精心设计的高贵社区,梧桐簇拥,各式花园住宅、公寓和新式里弄掩映其间。抗战期间,张爱玲小说《色戒》中,“乱世中用来偷情,那落满了细尘的小公寓”,就在这个武康路、湖南路拐角附近,周作民的家恰巧就居住在这里。就是在这个充满诗情画意的街角,抗战期间却谍影重重,上演了一幕幕错综复杂的惊险故事。

周作民117弄寓所的东北角是周佛海湖南别墅,北边则是大名鼎鼎的公和洋行,东侧就是著名的巴金花园,南面是张叔驯花园(原上海交响乐团驻地)。这幢别墅建于1943年。哥特式建筑的风韵、西班牙式建筑的活泼,是建筑界的典范。三层砖木结构,朝东平面收缩成锯齿形,朝西平面进深大,二、三层立面为铁黄色釉面砖饰面,屋面平缓,琉璃筒瓦铺就。室内装饰则是中国风格,传统的彩画平面和广漆地板,楼梯为半圆式,小楼梯踏步。别墅东南仿照中国式园林布局,小桥、流水、假山点缀其中,并植有香樟、广玉兰等。

就是在这个街角,抗战期间,军统局局长戴笠分别在周作民寓所和周佛海寓所安装了供联系重庆的电台,这使得金城银行在沦陷区可谓如鱼得水。的确,在周佛海的日记中,提及周作民的约有八十多处。从周作民的日记也可以看出,他与他的邻居周佛海交往最密切,仅在1945年6月的一个月中,他们就面谈了十二、三次。周与臭名昭著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等日本人也往来频繁,包括现役军人、文职人员,有关军事、政治、经济、治安的话题无所不及。不过,他在敌伪时期,不拘和汉奸往来也罢,和日本人来往也罢,绝不是个人交际,主要是肩负着蒋介石的使命。

古诗《君子行》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周作民不避瓜李之嫌,的确是因为他负有特殊使命。日本投降前夕,蒋介石给冈村宁次的命令,以及冈村给蒋介石的复电,就是通过周家的电台转交和拍发的。重庆也通过这个电台一再托周作民协助周佛海维持上海的金融。但在一般人眼里,周的所作所为成了一个很大的谜团。抗战胜利后,开始有人要求周作民偿还这笔“政治贷款”。出任伪职的金城上海分行经理吴蕴斋被上海金融界视为周的替罪羊,周为吴案多方奔走,请章士钊等名律师为吴辩护,称得上不遗余力,总共花费六百多根金条,使吴得以从轻发落。

但是,周作民本人还是难逃各种算计。就像这样莫名其妙的绑架,其实就是身居要职的国民党大官,想借此机会,好好地敲一敲他的“竹杠”。

为了解除心头之忧,1946年1月12日,在吴鼎昌陪同之下,周作民见到了蒋介石。

周坐定后,欠了欠身,说:“委员长,数年来,我在沦陷区仅将比较重要的事件托张岳军转陈,未能随同您为国家有显著之贡献,抱歉万分,且为掩护工作计,不免有些沾染之处,诸承包涵成全,真是尤为感激。”

蒋介石回答道:“你的作为甚好,我都知道。但部下人员不知我的意思,更不知我们的关系,发生误会,实在对不起。”

从此,周作民处境大为改观。一时间,张群、吴铁城、俞鸿钧等达官贵人纷纷宴请招待周作民。周作民不禁感叹:“回忆三月前之沪市,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人间社会果如是耶!”

其实,周作民一生中遭到过三次绑架。最早的一次,还是发生在北洋时期的北京。

1925年5月某日夜间三时,奉军约一排人,越墙而入周作民北平西城绒线胡同西口住宅,声言:我们少帅有要事查问,便挟周而去。后经熊希龄、赵尔巽等人多方联系,才见到了张学良放人。嗣后方知周被逮原因,是奉军在奉直战争期间,在战场上检得直系冯军每一士兵衣服口袋中,皆怀有金城银行储蓄存折,原来,周作民是一个善于因时、因事、因人、因地制宜的人,不断灵活增设存款种类,见冯玉祥在军中开展勤俭节约运动,就想出军人小额零存整付储蓄,一元起存,还在冯军多处驻地设立储蓄处,吸收公私存款达五十多万元。奉军为了攫取冯军存款,派人查询冯军存款数目,而金城银行以保密为由而婉拒。奉军为此愤愤而去,遂有捕周之举。兴办小储蓄竟会导致牢狱之灾,这是周作民始料不及的。

毛泽东曾经说过,“讲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而后两者恰恰就是金城银行重点投资的企业。

周作民在日本留学时,对于日本三井、三菱等公司自建工厂、自办商业、自设银行的做法是很向往的。金城成立后先后设立通成货栈公司、太平保险公司、诚孚信托公司,数年间成为全国著名的综合经营的银行。金城非常重视扶持民族工业,放款的重点是纺织、化工(制碱)、面粉、煤矿四大工业,即“三白一黑”,对国家的资源开发和产业发展做出了贡献,受到社会各界的称誉。

周作民对范旭东的久大精盐公司、永利化学公司、永利制碱公司、永利硫酸铔厂给予了很大的资金支持,对永利透支额度最高时超过60万元,与他行联合投资永利硫酸铔厂200万元,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对一个基础尚未牢固的企业,金城确实冒着极大的风险。当行内许多人表示反对时,周作民坚决表示责任由他承担。周作民同范旭东在日本肄业时,感情很好,对范一向敬佩,特别对他连连挫败在西伯利亚霍地市大摆擂台数日的十余沙俄大兵,为国争了光,深表钦佩,认为范旭东具有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和创业精神,虽然金城在永利的投资从业务观点来看很不划算,可是永利事业的成功,替金城做了很好的宣传。同样,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实业公司也得到了周作民的鼎力相助,使得该公司在几年里,逐步排挤掉太古和怡和的竞争,把航线从川江一带延长到汉口上海一带。

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战开始时,卢作孚集中全部船只奋战40天,终于在宜昌失陷前,将屯集在此的上海迁往内地的人员和物资抢运到了四川,为此民生公司牺牲职工100余人。这次抢运行动,瞩目中外,被誉为中国的“敦克尔克”。

周作民为什么热衷于支持民族工业发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如果光开银行,只顾赚钱,能否赚钱尚不敢说。而办工矿业,这是关系国计民生,我在日本念书时,就有这样的想法。”金城在经营投资的做法上表现出金融资本渗入工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相结合的趋势,已经具有了“托拉斯”、“康采恩”色彩。可惜,卢沟桥的枪声彻底粉碎了他的三井、三菱“产融一体”的实业救国梦想。

近代上海银行家是一群了不起的社会精英。在上海,最好的大楼与银行有关,最杰出的人才也必有银行家的一席,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便是杰出代表。自该行1917年设立后,他连续担任32年的总经理,并兼任了10多年的董事长,经历了北洋军阀、南京国民政府、汪伪政权和新中国四个政府,可谓左右逢源,使金城银行成为全国著名的商业银行。

如果以黑白灰三色指代银行家,上海滩“四大金融名旦”张嘉璈、陈光甫、钱新之、李铭等人大体是白的,为中国金融现代化贡献甚大,他们是近代银行家的主流。而不甘寂寞出任汪伪时期全国商业统制会(即“商统会”)理事长的唐寿民,可谓自甘堕落,无疑是黑的。周作民与唐寿民几乎有着一样的经历,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他在黑白两道之间若即若离,被称作“灰色银行家”。他一辈子既跟蒋介石有合作,也跟汪精卫打交道,还跟日本人有来往,更对共产党有帮助。所以被称作银行业的“不倒翁”,金融界的“政治家”。

周作民一辈子酷爱传统文化,曾经在资金上帮过曹辛之的星群出版社、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平明出版社以及《诗创造》、《中国新诗》等刊物。坊间罕见之本《清代文集》有八九百种之多,为防流失海外,郑振铎通过王辛笛求助周作民,周慷慨应允相助,将其买下。 

抗战胜利后,周作民派手下的人到香港跟共产党联系。有人认为,周作民这个时候与共产党联系是投机,作家林默涵幽默地说:“投革命的机总比投反革命的机强吧!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想要找周作民帮忙。”就这样,他先后为《群众》杂志捐了三次款,还在香港期间做了一件大好事,花40万元港币租用一艘轮船,向解放区运送大量药品和服装,同船还有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等一大批参与建国的民主人士。

1951年6月,在共产党方针政策的感召下,周作民由香港回到北京,他是解放后私营金融业领军人物中第一个回归大陆的。周作民回归后,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照顾,特邀他任全国政协委员。

这时的武康路,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高雅,他也再不用担心有人会突然来绑架他了。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还专门在衡山路天平路口原宋子良故居请他吃饭。1951年,周作民组织由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及四行储蓄会改组成立的联合信托银行,实行五行联营、联管,并出任董事长。1952年12月,60家合营银行和私营银行实行统一的公私合营时,他任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在私营金融业的企业改造中,带动其他同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55年,71岁的周作民突发心脏病去世,与他有同乡之谊的周恩来总理在上海举行的追悼会上送了花圈。他的子女遵照遗嘱,将《清代文集》以及收藏多年的明朝唐伯虎、祝枝山等四大名家往来函简真迹裱册等书画碑帖、瓷器铜器等共1405件文物、5300册善本书,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这真是:夜寒空对短檠灯,不啻霄壤造神奇,春风得意马蹄急,御园斑斓应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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